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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

  民歌,作为一种古老的民间文学形式,从先秦至今一直充满活力。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民歌因立足现实、情感真挚而成为文人创作的源头活水。从《诗经·国风》开始,民歌在歌唱男女真挚爱情、讥刺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反映百姓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均产生了不少传世佳作。一首“月子弯弯照几州”从南宋一直传唱至今,抚慰了多少思亲念远之心!正因如此,历代均不乏重视与搜集民歌者,尤其是到了明代,有识之士更以“我明一绝”将民歌提升到与诗、词、曲相媲美的地位,民歌也以其真情真声的创作方式而成为李梦阳、袁宏道、冯梦龙等人改良文风的思想工具。

  然而,清代以来,民歌却一度陷入了“影响的焦虑”之中。一方面,清代民歌在内容上沿袭明代民歌“私情谱”的特征,歌唱男女爱情相思的篇章不计其数。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戏文的影响,大量戏曲故事、情节乃至词汇进入民歌,“援曲入歌”的雅化倾向十分明显。当然,这种因民歌辑录者的兴趣偏好导致的内容和风格的单一化,并不能代表清代民歌的整体情况。只是,从目前流传下来的清代民歌集来看,题材僵化的确十分严重。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有所改变,并形成了晚清至20世纪初民歌(包括拟民歌)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

  近现代民歌的最大特点是,不仅恢复了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且还顺应了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

  与之相关,民歌的现实意义和讽刺作用重新受到重视。咸丰十一年(1861),刘毓崧作《古谣谚序》时指出,谣谚有“达下情而宣上德”“其关系寄托,与风雅表里相符”“听舆诵而酌民言”的现实意义。尽管这种论调并不新鲜,不过相对于乾隆六十年(1795)王廷绍编《霓裳续谱》的着眼点在“以情词兼丽者”“供骚人文士之娱”“悦俗流之耳”(盛安《霓裳续谱序》),嘉庆年间华广生编《白雪遗音》也在于以“儿女之私”“动骚人之离思,感雅客之幽怀”(华广生《白雪遗音序》),刘毓崧重提民歌现实意义,无疑具有木铎金声的意义。自此之后,近代民歌集的编撰者,逐渐重视民歌的讽刺功能,如同治八年(1869)郑旭旦编刊的《天籁集》,即强调民歌“体验人情,详悉物理,虑正言庄论之不能动听,而独假村言俚语以宣之”的“足使庸愚醒悟”(许之叙《天籁集序》)的劝世醒世功能,认为童谣能够“自警警人,良知良能,藉以触发”。而近代民歌内容多样化也与人们对民歌现实作用认识的不断深化密切相关。如接受黄遵宪建议的梁启超以“杂歌谣”为栏目在《新小说》上刊布颇有现实针对意义的拟民歌。又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刊的《绣像小说》,即以“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而开辟“时调唱歌”一栏,刊登了诸多具有启蒙意义的拟民歌。

  1945年汪继章编辑《抗战歌谣》,借助民歌“动人的力量”,“对于大众抗战的认识的指示,和激动其战斗的情绪的力量一定很大”,从而“给抗战的工作,添上一种新力量”(《战时歌谣序》)。抒情与讽刺本是民歌两个最基本的功能,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也是歌谣代兴的根本原因。

  近现代民歌的特点之二是,民歌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发生了改变。近代以前,民歌以口头流传和歌场传播为主要形式,极少部分经传抄或文人搜集编刻成集。近代以来,留存下来的大量民歌文献让我们对其传播方式有了全新的认识。一方面传统的手抄、木刻依然是民歌传播的主要方式,书坊、书社成为此类民歌的主要售卖方。如声称乾隆年间就已经营业的“百本张”,即以抄本的方式发售了大量民歌。而北京打磨厂学古堂、琉璃厂聚魁堂,扬州聚盛堂,苏州恒志书社等则是集售刻于一体的民歌唱本专营书坊。另一方面,随着石印、铅印技术的使用,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出版业开始编印出版民歌总集,如20世纪初上海的协成书局、全球书局、沈鹤记书局等出版了诸如《时调大观》《时调指南》《最新时调》等一系列民歌总集。这些以手抄、木刻、石印、铅印等方式传播的民歌,显示了近代以来民歌消费的巨大市场。同时,随着报刊的出现、新式学校的创办和西洋唱歌法的兴起,民歌的传播渠道和途径得到了进一步拓宽。像《绣像小说》《宁波白话报》《江苏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以及后来的《文学旬刊》《东方月刊》《妇女杂志》《北京晨报》等,都是民歌和拟民歌发表的阵地。

  光绪三十年正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标志近代化教育的开端。该章程虽以“中西礼俗不同,不便设立女学及女师范学堂”,但却“拟以蒙养院及家庭教育合一”的方式推进女子教育,随即便有江西人伍兆鳌编写《下里歌谣》(1905)“将使乡曲妇人皆能诵其词而知其说而习之以教女子”。这一举动与受日本影响而编《唱歌教科书》(分学堂歌浅释、中国大地形势歌、军歌三部分)的张之洞几乎同时,但其出版却较张书早了一年。伴随新式学堂的建立而进入校园的西洋唱歌(学堂乐歌),也通常采用民歌的形式来谱写歌词并配以音乐,从而希望通过教唱的方式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这一时期,社会上也出现了有组织的歌唱团队,如刘良模在上海创建的“民众歌咏会”(1935),他们往往借助传统民歌的形式,诸如“无锡景”“四季调”“五更调”“十杯酒”“十二月”等形式,组织和宣传与抗日有关的歌谣。

  随着科学思潮的深入人心,民歌采集工作日益受到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民歌研究逐步兴起。在意大利人韦大列(Vitale)出版《北京歌谣》(1896)和新文化运动的双重影响下,民歌由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一跃而进入大学并被以“国学”视之,这就是现代以来最为著名的北大“歌谣运动”的成果。在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一场长达近二十年(1918—1937)的以《歌谣》周刊为中心(1927年后又有《民间文艺》及稍后的《民俗》周刊为接力)的民歌征集活动声势浩大地进行着,著名学者钱玄同、沈兼士、李家瑞、刘半农、胡适、顾颉刚、周作人、董作宾、傅斯年、朱自清、郑振铎、魏建功、钟敬文、娄子匡等均在这场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歌谣》等刊物一方面为保留近代以来的民歌文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成为现代民歌研究及民俗研究的学术摇篮,其意义和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人们从内容分类、表现形式、语言、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多学科研究民歌。刘经庵编著的《歌谣与妇女》(1925)、钟敬文编的《歌谣论集》(1927)、朱自清著的《中国歌谣》(1929)等民歌研究的奠基著述均是此背景下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歌谣运动将徒歌与“附带乐曲”的俗曲区别开来,这固然是注意到俗曲中已混入了不少曲艺和文人改编的成分,不过将所有俗曲一概排斥在民歌之外,却持论过严,毕竟俗曲中的大量小曲小调就是民歌。好在俗曲的搜集工作由刘半农、李家瑞、郑振铎、赵景深、傅惜华、长泽规矩也、泽田瑞穗等人坚持,它们得以留存至今天。

  在民歌为文艺之源头的认识下,民歌再次成为文学变革与民族音乐发展的动力源和“营养土”。在新文化运动建设普罗文学的浪潮中,民歌首当其冲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并出现了刘半农《瓦釜集》《扬鞭集》等尝试以民歌方式写成的新诗。尽管人们对模仿民歌来创作新诗褒贬不一,但是从民歌中汲取养分,“创作新诗要和民间歌谣结合”(容肇祖《忆〈歌谣〉和〈民俗〉》),却是一种主要的声音。而在音乐界,从以西乐来谱唱旧辞到用新曲唱新歌,再到吕骥、冼星海等人认为要建设新音乐,必须重视对民歌的借鉴和吸收,认为“从民歌的材料里可以发掘许多宝藏和参考”(冼星海《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

  “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刘勰《文心雕龙·时序》),面对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再一次焕发了勃勃生机,并乘着启蒙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东风,进入了“国学”研究的殿堂。人们对民歌认识和地位的提升,对“萌芽状态的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视,至今影响不绝。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民国歌谣整理与研究及电子文献库建设”(15ZDB07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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